执政党的责任解读(通用2篇)

执政党的责任解读（通用2篇）

执政党的责任解读 篇1

　　18日至20日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。此前，以“全国统战工作会议”为会议名称专门研究统战工作的会议已经召开20次了，时隔九年，此次会议名称改为“中央统战工作会议”，简单的更改却蕴含丰富的内涵。在讲话中强调，要“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”，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，要“找到最大公约数”。学者分析认为，统战工作调整为中央层面统筹体现出的执政党的责任心，统战工作的“最大公约数”应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，体现出我党统战工作与时俱进的精神。

　　统战工作调整为中央层面统筹

　　体现出执政党的“责任心”

　　本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中央统战工作会议。对于从“全国统战工作会议”调整为“中央统战工作会议”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各系统都有全国工作会议这样的“年会”制度，部署系统内部的工作，会议也都是在各系统内部举行，比如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、全国公安厅局长工作会议等等。与“全国统战工作会议”调整为“中央统战工作会议”相同，这之前，“全国政法工作会议”也调整为“中央政法工作会议”。竹立家表示，此前，中央层面召开的工作会议主要包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等。统战工作会议、政法工作会议等从“全国工作会议”调整为“中央工作会议”，意味着会议级别提高，由以前的系统内部举行，调整为中央层面统筹、部署。竹立家说：“体现出的是执政党的责任心，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”。

　　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

　　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应是统战工作“最大公约数”

　　重大方针政策出台前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，这是中央一贯的做法。本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，再次强调，“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，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，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，同时要充分发扬民主、尊重包容差异，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。”据媒体报道，以来，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事业发展，党中央、国务院以及中央委托有关部门召开党外人士协商会、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57次，其中主持和出席的达11次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中央召开的8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均由主持，内容涉及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行政体制改革、依法治国等重大问题，民主党派提出的许多建议得到肯定和采纳。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范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，“最大的公约数”其实就是“四个全面”的战略目标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范文认为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下，如何找寻公约数应从四个层面来认识。对于不同党派来讲，虽然其宗旨各有不同，但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富强;对于不同宗教来说，各教派的教义不尽相同，但是各信教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标是相同的;对于不同阶层来讲，或许贫富有差距，但是大家都是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奋斗;对于海内外华人来讲，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，价值观不同，但是同根同文的亲情，也会将彼此凝聚在这一共同目标之下。

　　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

　　中央对于网络时代如何加强舆论工作更加重视

　　党外知识分子工作，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性、战略性工作。在本次会议上，就如何加强党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，强调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、配强工作力量，还要改进工作方法”，“特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”。指出，“要高度重视和做好新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工作，引导他们发挥积极作用”，要“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”。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，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，加强线上互动、线下沟通，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、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。

　　人才兴，事业兴。党外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事业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。以来，统一战线坚持教育培训、推荐使用、实践锻炼等多措并举，扎实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。中国人民大学周淑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，在中国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中，非中共党员的人数占了绝大多数，如何凝聚他们的力量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贡献，也是我们党一直重视的问题。周淑真认为，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，体现出党的统战工作与时俱进的精神，反映出中央对于网络时代如何加强舆论工作的重视。

执政党的责任解读 篇2

　　引咎辞职不能说是新鲜事情，中国古代即有之，不加分析地说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未免有些牵强。但是，时代毕竟是发展的，今天的引咎辞职，与古代的引咎辞职有重要区别。中国古代官员的引咎辞职，是基于向皇帝负责，因其权力是皇帝赋予的。而今天的引咎辞职，是向人民负责，因为权力来源于人民。只有当权力行使者因有负于人民的期望、嘱托而辞职的时候，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，引咎辞职才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。

　　无论古代还是近代、现代，引咎辞职都是与特定的权力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。无论何人，只要享有某种权力，就得到了与这一权力相联系的权利、利益，但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，一旦在其职责范围内出现了失误，就应向授权者致歉，当这种失误严重到一定程度，就不适宜继续担任同一职务，就需要引咎辞职，同时由特定权力所带来的权利与利益也随之取消。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，引咎辞职不仅仅是出于权力行使者的自责，更受到国家法律、社会道德的制约，迫使其向拥有选择权的人民群众负责，面向群众辞职。这正是社会进步的特征之一。无论权力行使者的日常表现如何，无论其过去有多么重要的政绩，一旦出现严重失误时，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这就是权责对应。

　　在中国各级公共权力行使者往往都是共产党员，并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担任一定的职务。由此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在20xx年一系列重大事故的引咎辞职者中，辞职者都是行政领导者，而这些人所在的党的领导班子应当承担什么责任?这就牵涉到执政党的权力与责任问题。

　　执政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，党在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，同时承担了向人民负责、向社会负责的责任。各级党组织拥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权，那么，对于某些地方的决策失误，当地党组织承担怎样的责任?县长、市长工作出现了重大问题，对其负有领导、监督职责的党委集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?这就是典型的权力与责任的问题。行政首长固然应当为其分管的工作失误承担主要责任，但在党内，其所在领导班子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绝不是为某些失职的行政领导减轻责任，而是说，在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下，权力与责任怎样对应?笔者认为，这种对应至少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：

　　——党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，决策成败事关大局，甚至影响到一个地区、一个行业的兴衰，直接关系到众多群众的利益。如果出现重大问题决策失误，本着决策者必须承担责任的精神，党的领导班子作为整体应被追究责任。从党的历史上看，虽有领导班子集体受处分甚至被解散的先例，但因决策失误而被追究责任却很罕见，这是导致权力没有边界而责任有限的原因之一，也是导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难以遏制的原因之一。追究其责任，可以迫使领导班子尊重决策规律，减少决策失误的概率。有的领导班子内部“一把手”个人专断导致决策失误，应追究其主要责任，但是，这种决策往往以“集体领导”的名义作出，如腐败分子王怀忠始终不承认自己的某些错误，强调都是集体作出的决策。这就需要认真反思决策方式，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，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一定要公开，只有公开，人民群众才能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，才能监督决策过程，才能使一切名为“集体领导”实为个人或少数人决策的行为暴露在公众面前。在公开、民主的情况下，即使决策失误，人民群众也是可以谅解的。反之，决策者即使是一个集体，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　　——执政党掌握了行政资源，有行使行政权力的便利条件。但是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在政府职能转换到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背景下，执政党可以利用的行政权力的范围、力度都发生了变化。在不应该使用行政权力的地方行使了权力，比如，强行指示某些企业组建所谓的“集团”而导致好端端的企业破产，这一责任由谁来承担?事情是由政府来做的，决策却是由党委来决定的，党组织能否为此承担责任?如果不能，是否有权做这种决策?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政运作机制，调整党政关系，区分党与政府、人大的决策范围，在党组织无法承担责任的事项面前，不能滥用权力，应明确党的权力是有边界的。在不能行使行政权力的领域，党可以通过非权力的方式发挥政治影响力、发挥引导作用。

　　——党管干部是一条基本的原则，在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，党建立了追究用人失察、失误的责任制，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但是，在实践中，某些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迁的事例表明，这一责任制还没有健全化。尤其是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者，其腐败行为败露后，对这些人的使用、提升应由谁承担责任?既然建立了责任制，那么，应当承担责任的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，都应有一个明确的“说法”。在这一责任制面前，无论职位高低，都应受到同样的制约。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，对用人失察、失误的追究也应该公开。

　　执政党权力与责任对应，与领导者个人的引咎辞职虽然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谨记权力与责任对应，才能真正肩负起自己的使命，换一个角度说，才能长久地掌握权力。